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遷:政治

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遷:政治

春秋戰國是長達五百年的一個變局,這一場變局使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管理方式、官制等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下面我們再談一下政治上的變化。

如果我們要看一看《史記》,裡面有一種體例稱作「世家」,《史記》是用十二「本紀」記述皇帝或者一個大朝代的歷史的,比如夏本紀、商本紀。那麼「世家」是記述諸侯的歷史;「列傳」記述普通人的;還有「書」記錄跟文化有關的;還有「表」就是時間,甚麼時間發生甚麼事。《史記》有這麼五種體例。其中「世家」在「二十四史」的後面二十三本中幾乎就沒有再出現過了,只有《新五代史》是一個例外,這就和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制度是有關係的了。

xtfy1-24-PB3-7

周朝實行「分封制」,我們在第二集中曾經談到過,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分封大夫;大夫也把封地分成不同的小區域,然後分封給士。那麼在分封制度中得到封地的這些人,他們的封地是世襲的、他們的身分也是世襲的。我們講過周實行的是「嫡長子繼承制」,諸侯的嫡長子繼位之後還是諸侯;國君的長子還做國君;那麼他手下的大夫死了之後,他的嫡長子接替他的位子,還做大夫。

所以說他的爵位和封邑是世世代代傳下去的,這個呢叫做「世卿世祿」,就是世世代代你的爵位和封邑全都是往下傳的。那麼「世卿世祿」就帶來了一個甚麼問題呢?就是說它是有一個家族往下傳封爵和封邑的世系,所以《史記》中就用「世家」來記述這一個家族的興衰史。

到了春秋末年、戰國時期,「世卿世祿」制度就開始瓦解,由於頻繁的進行戰爭,所以國君需要選擇有才能的人來領導軍隊,同時也需要有才能的人來治理國家,因為才能是不能世襲的嘛,所以說誰有才能就用誰。比如在春秋時候,齊桓公用管仲,管仲的出生非常的卑微。

所以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整個中國的官制從「世卿世祿」度轉變為「官僚制度」,也就是作為一個有才能的人,可以有你的封地和爵位,但是你的封地和爵位是不能夠往下傳的,一旦你要告老致仕、要回家了,那麼你的封爵和封邑全部都要交回來。

xtfy1-24-PB4-8

那麼到了秦國時期,它不再實行「分封制」,「世卿世祿」這樣的制度就徹底的被瓦解了,由於「世卿世祿」的瓦解帶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也就是國家從「分封制」變成了「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我們知道秦朝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因為當時秦始皇在統一天下的時候,曾經下詔,問手下的大臣這個國家應該如何的管理?那麼其中有一個丞相叫做王綰,他說:像燕國、齊國、楚國、趙國這樣的地方,離我們中央政府非常遠,那要怎麼去控制那個地方呢?所以建議秦恢復周朝當年的「分封制」,把秦始皇自己家裡親貴子弟封到那個地方去做王。

當時廷尉李斯堅決反對王綰提出的分封建議,他說當時周武王在分封的時候,各個國家本來都是兄弟關係,非常的要好,但是傳了幾代之後,關係就越來越疏遠,到了戰國時期互相之間兵戎相見,過去的親屬關係也不算數了。如果說再恢復「分封制」的話,就會重啟戰國時期的大亂局面。所以他建議把國家的政體,從「分封制」改為「郡縣制」。

「分封制」是一個諸侯統治這個國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國家,他有自己的兵源,有自己的財政,有自己的人事任免權,所以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邦國。但是改為「郡縣制」之後,所有郡縣裡的郡守,或者縣令,他不再是這個郡或者縣的主人,而只是在這個地方負責地方的治理。就像一個公司裡,他不再是公司的董事長,而是這個公司的CEO。「郡縣制」就等於是國家派遣官吏到一個郡或者到一個縣去治理那個地方,那麼他也不是從郡或縣中收來的稅收養活自己,他靠的是中央政府發給他的俸祿,所以這樣也就實現了秦國對整個國家的控制。秦始皇認為李斯的建議非常好,採納了這個建議之後,就把秦國分成了三十六個郡,郡下再設縣。

「郡縣制」其實在東周列國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實施了,當時一些諸侯國在通過戰爭搶奪來土地,或者通過開墾荒地得到的土地,不再分給底下的大夫,所以諸侯就把這種地方置為郡,或者置為縣,在東周的時候郡和縣是平級的,邊遠的地方地廣人稀的,土地比較大人口比較少,這種地方置郡;那麼土地比較小人口比較稠密的地方置縣,後來隨著生產的擴張、生產的發展,很多過去是比較荒涼的郡,逐漸的人口開始多起來,那麼就把這個郡又劃分成不同的縣,這樣的話郡和縣就變成了郡在縣的上一級。

東周列國時期,「世卿世祿」的制度開始瓦解,「官僚制度」逐漸形成。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從周代的「分封制」演變為秦朝開始的「中央集權制度」。我們看到,秦以後凡是試圖恢復或者部分恢復「分封制」,最後都釀成了戰亂,如漢景帝時的「吳楚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清朝的「三藩之亂」等等。秦以後的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制度基本上為郡縣制。

-節錄自《笑談風雲》第一季《東周列國》第二十四集《歷史變局》

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遷:軍事

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遷:軍事

春秋戰國是長達五百年的一個變局,這一場變局使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管理方式、官制等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下面我們先說一說軍事的變化。

xtfy1-24-PB2-8

公元前222年,秦國滅亡了楚國,在戰爭之前秦王曾經跟兩個將軍有一段對話,他問老將王翦,滅楚需要多少人?王翦回答說需要六十萬;秦王又問了另一員戰將李信,李信說只需要二十萬人。秦王覺得王翦是老頭子嘛,比較保守,李信是個年輕人,銳氣正盛,所以就收拾了二十萬兵馬,交給了李信。那麼王翦就稱病回家了。

李信是戰國時期秦國的名將。我們知道漢朝飛將軍李廣,李廣就是李信的後代,他們家是世代為將軍的。可是李信帶了二十萬兵馬到楚國的時候,最開始打得很順利,可是後來楚國的將軍項燕打了一個反擊戰,把秦國的軍隊給打敗了,所以李信敗回了秦國。那秦王呢就很生氣,他又想起了老將王翦,他就到王翦的家裡請王翦出來,王翦當時跟秦王講,如果讓我用兵的話,非六十萬不可。

那秦王就問了一個問題,他說過去稱霸諸侯的那些國家,像齊國也不過就是千乘之國,就是一千輛兵車,以每一輛兵車七十五人來計算的話,他的兵馬不超過十萬。現在要打楚國,卻需要六十萬兵馬,為甚麼需要這麼多的人呢?王翦就給秦王分析了,春秋時期的戰爭和戰國時期戰爭的不同,他說在春秋以前啊,諸侯國之間在作戰的時候,都是約好了日子,到這一天,大家來擺陣勢,叫做「約日而陣,陣而後戰」,擺好了陣勢之後,雙方才開始交戰。

在交戰的過程中「致武而不重傷,聲罪而不兼地」,雖然說雙方發生了戰爭要動用武力,但是不會使人受到重傷,同時它的目的是為了討伐對方的罪過,而不是為了兼併對方的土地,所以戰爭的時間非常短。而且「於干戈之中,寓禮讓之意」,就是古時候打仗並不是以殺人和兼地作為目標的。

而到了戰國時期「圍城動經數年,報級動以數萬」,動不動圍一個城就要攻好幾年,戰場上斬首就有好幾萬人。我們在講到「長平之戰」的時候曾經說過,一次戰爭趙國就陣亡了四十萬的將士。所以說到了戰國時候戰爭已經跟春秋時期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講到「吳越爭霸」,那是到了春秋末年了,一場戰爭從公元前476年打到公元前473年,就打了三年的時間。然後講到「三家分晉」的時候,戰國第一場戰爭就從公元前455年打到公元前453年。到了戰國時期,戰爭持續時間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長。而春秋以前戰爭的時間非常短,甚至可能打一天就結束了,我們看「武王伐紂」也是,到了牧野之後,七十萬奴隸倒戈,一天這個戰爭就結束,那還是朝代更替,周滅商朝的最大的一場戰略決戰,它的結束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春秋跟戰國時期的戰爭變化相當的大,這就帶來一個甚麼問題呢?就是在戰國時期出現了很多很多的軍事家,在戰國之前寫兵法的人很少,唯一留下的一本兵書,在春秋以前就是姜子牙留下的《六韜》,到了戰國時期由於戰爭非常頻繁,所以很多人都寫兵法,比如春秋末年齊國的司馬穰苴寫過《司馬法》;孫武寫了《孫子兵法》;戰國時期吳起寫了《吳子兵法》;孫臏寫了《孫臏兵法》;尉繚寫了《尉繚子》,就是基本上我們看到的兵書都是在戰國時期或者是春秋末年的時候開始出現的。

由於春秋和戰國時期的戰爭非常頻繁,也出現了如司馬穰苴、孫武、孫臏等傑出的軍事家,他們不僅百戰百勝,而且將用兵之道寫成兵法,這在軍事史上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那麼當然王翦跟秦王說了這一番話後就說服了秦王,於是給了王翦六十萬兵馬,那麼王翦也靠這六十萬兵馬滅掉了楚國。

-節錄自《笑談風雲》第一季《東周列國》第二十四集《歷史變局》

儒家文化的核心(下)

儒家文化的核心(下)

那麼在「仁」下面的話就是「義」,甚麼叫做「義」呢?「義」這個字在字典中的解釋就是一件事情應該去做,那麼一件事情到底應不應該做?憑甚麼來判斷?那麼當然君子和小人在這方面是有分別的,這叫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從道德來判斷這件事情應不應該做;小人是從利益出發,來判斷這件事情應不應該做,這也是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分別。

儒家的「義」指的是如果一個事情在道德上應該做的話,就應該全力去做,簡單的說就是為做而做,一件事情不考慮它是否能夠做成,首先在道義上它是應該做的,那麼就竭盡全力去做。那麼如果一個人竭盡全力去做了,仍然沒有把一件事情做成,孔子就把這樣的情況歸為「天命」,也就是天的意旨。

孔子的一生就是對「仁」、「義」、「知天命」思想的實踐,他生活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政治大動蕩的時期禮崩樂壞,孔子周遊列國,他像蘇格拉底一樣逢人必談,他希望君、臣、父、子都能過上有道德的生活,但是卻沒有甚麼人真正的採納他的主張,儘管他碰了很多壁,吃了很多苦,但孔子從不後悔。因為他做這件事情就是出於「義」,是一種道德上的考慮,是為做而做。

孔子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就是說君子要出仕做官的話,是為了推行自己的理想,至於說我的理想在這個社會是不能實現的,我早就已經知道了。所以孔子抱著這樣一種心態,儘管他知道他不會成功,但是他仍然竭盡全力去做。這裡所講的「天命」,這就是天的意旨,或者說是宇宙的規律,或者說是神的安排,那已經是超出孔子控制之外的事情了。

很多人認為相信天命會讓人消極,如果從孔子對「義」和「天命」的解釋,我們就會看到,相信「天命」不但不會讓人消極,反而會讓人豁達,正因為在孔子的心目中沒有做成和做不成這一說,只要自己盡力去做就沒有甚麼可後悔的,所以這樣的人他的心中就永遠沒有憂慮,因為他不會為結果而縈懷,所以孔子又說「君子坦蕩蕩」,他從來不會為了結果而感到憂慮,同時孔子又說「仁者不憂」,孔子認為懂得了「義」和「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因為他出於道義做事,而對於結果如何毫不縈懷,所以孔子講「君子喻於義」,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孔子一直到五十歲的時候才懂得了「天命」的道理,剛才我談到孔子在講述自己一生的時候,他說「吾五十而知天命」,而在這個時候,孔子開始了另外一種愛好,就是攻讀《易經》。我們知道《易經》就是講宇宙運行規律,包括人事變化的一本書,孔子晚年的時候喜歡讀《易經》。成語「韋編三絕」就是講孔子翻閱《易經》把穿竹簡的牛皮繩子翻斷了三次。

孔子的一生非常坎坷,他小的時候家裡很窮,所以孔子說「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就是我從小的時候,家裡邊就很窮,他做過管理倉庫的小官,也管過放牧牛羊的工作。孔子他的身分是「士」,大家知道這在春秋戰國年間,社會地位最高的是周天子,周天子下面是諸侯,諸侯下面有大夫,大夫下面有士,這四個階層是貴族階層,在孔子生活的時代,只有貴族是可以受教育的,也就是說孔子作為一個士人,他有受教育的權利。

但是比士更低一級的就是庶民,他們是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的,而孔子他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主張,叫做「有教無類」,就是我不管你出生到底是貴族還是平民,只要你交學費上來,那麼孔子就教你,所以孔子他促成了學術的下移,打破了過去學在官府的傳統,過去的學術是由官府來壟斷的,而孔子把學術或者說對學問的探討,普及到了整個社會,所以很多人認為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平民教育家。

-節錄自《笑談風雲》第一季《東周列國》第八集《吳越爭霸》

儒家文化的核心(上)

儒家文化的核心(上)

子貢由於他的才能和高超的辯論遊說技巧,使得他在列國的權貴間名聲鵲起,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這樣寫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孔子弟子中子貢最為富有,他每到一個國家,那些國君都對他非常的尊重,而他卻是孔子的弟子之一,這樣就更為孔子贏得了許多尊重。然而也有人因為子貢的財富和辯才,認為子貢比孔子更加高明,魯國的大夫就公開在朝廷上說:「子貢賢於仲尼。」

子貢聽到這種評價後說:「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說自己的那點學問本領,好比矮牆裡面的房屋,誰都能看得見,而孔子的學問本領,則好比數仞高牆內的宗廟景觀,不得其門而入,何況能尋得其門的人又很少,正因如此,諸位才有這樣不正確的看法。那麼孔子又是個甚麼樣的人呢?

孔子是個聖人,也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很多人把孔子稱為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在自述自己的生平時曾經說過:「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學說很博大,很多人認為孔子的學說核心在於禮和樂,當然孔子確實很重視禮樂,但是其實孔子學說的核心卻是「仁」。孔子講一句話:「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不是一個仁人的話,要禮和樂又有甚麼用呢?

我們今天簡單的介紹儒家的三個概念:「仁」、「義」和「知天命」。

孔子是把「仁」排在首位的,「仁」通俗的講就是愛人,當然這種愛並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人與人之間的你情我愛,也不是以親情,或者是家庭的親緣關係來決定愛一個人,或者是不愛一個人。孔子這種愛人可以說是「博愛」,這種愛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叫做「推己及人」,就是我自己覺得好的,那麼我希望別人也同樣能夠得到,比如說有的人他希望得到名譽、有的人希望得到學問。那麼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道理在儒家也被稱為「忠道」。那麼「推己及人」的反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的,那我也不推給別人,這個道理在儒家也被稱為「恕道」。所以說孔子講「仁」,但是也有人說孔子的道是「忠恕而已矣」。

當然孔子講的這種愛並不是無原則的,他是有一個道德的判斷在後面,並不是愛所有的人,比如說孔子曾經講過:「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就是說一個有仁心的人,他會真心喜歡一個人,也會真心討厭一個人,當然討厭一個人,實際上是指討厭這人不當的行為,或者說是不良的道德,當然能夠做到這點是需要一定的原則的,也是需要有勇氣的,有的時候你真想討厭一個人的話,也是會得罪人的。

但是孔子也非常厭惡那種做老好人的人,他把這樣的人稱為「鄉愿」,孔子說這些人是「德之賊」,他們是損害道德的人,他們好像是做好人,好像是誰都不得罪,見到壞人他們也不敢得罪,而恰恰是因為他們的姑息與縱容,才形成了壞人行惡的土壤!子貢問孔子說:鄉裡邊的人都喜歡一個人,這個人是個好人嗎?孔子說不見得。子貢又說鄉裡邊的人都討厭他,那麼這樣的人難道是個好人嗎?孔子說也不見得。子貢說那甚麼樣的人算好人呢?孔子說鄉裡邊的好人喜歡他;鄉裡邊的壞人恨他,這樣的人才是一個好人!這個就是我上面講的「仁」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則立人,己欲達則達人」、「推己及人」。

-節錄自《笑談風雲》第一季《東周列國》第八集《吳越爭霸》